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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孤独咒语还是集体构象  

2013-04-09 06:33:1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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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孤独咒语还是集体构象

朱蓬蓬

天路的《孤独的咒语》是一部厚重的长篇小说。按照作者自己的叙述,1956年,他考进西安外国语学院,是因为色盲不得不放弃攻读理工专业,才报考外语的。他喜欢阅读,觉得学外语也不错,掌握一两门外语可以扩大阅读面,开阔知识和视野。自1960起,他在大学任教外语,共37年,其中包括因言论坐牢、劳改十年(1970——1979)。1997年退休。就此,如果说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他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从小遭生父(国民党下级军官,工头,商人)遗弃,跟随多愁积怨的母亲长大,母亲也不愿意多管他。和周围邻居家的小孩子比较,他缺少父亲这个人生最早的权威和暴君的管教,没有像许多邻居玩伴那样早早被家庭暴力扭曲,变成善说谎话的小奴隶。他习惯于自己的事自己做主,不愿受约束和强制,性情倔强、孤独、忧郁、内向,不善适应环境和“与时俱进”。他觉得自己多少有些异类。

天路考进西安外语学院后说,我心高气盛,给自己定下高目标,即不但要掌握俄语,而且自学好英语。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我尽可能地不去看汉语。大报告不去听,会议不参加,报纸不看,一有时间就躲在僻静的角落阅读和记忆外语单词与词组。对于“帮助党整风”与“大鸣、大放、大字报”,我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做过一次发言,从而幸免于被打成右派的厄运。

我听说有一种鸟,一生不鸣叫,只在临死以前长鸣一声,这一声叫得特别凄婉。我曾把我对反右运动的严重不满——不公平正义及劣胜优淘——写下来,交给团委书记,一任他们怎么处置:劳改或者枪毙。出乎我意料的是,团委书记看了我写得谴责反右运动的材料后严厉地批评了我,说我这是公开向党挑衅,党绝不容许,也绝不接受这种挑衅。他当面撕毁了我的材料,命令我以后绝对不能再向任何人提说此事,更不许重复做出这种愚蠢荒唐的行为。仅仅是“愚蠢荒唐”吗?我到现在也还是弄不明白团委书记此举的真正动机:是愤怒地拒绝“挑衅”呢?或是觉得我行为怪癖陌生可疑难以应对?还是另有其它想法?我所能知道的是,他没有将我的“挑衅”向上级汇报或公开,否则我的命运从那时起就会比右派还惨。

后来,我在思考和寻找解决个人思想困惑的努力中找到活下去的理由,继之,又在文革的灾难中,立下“挣扎着活下去,争取将来做历史见证”的誓愿。写小说《孤独的咒语》就是为还当年誓愿的一种尝试。

经过反右,知识分子没有了,作为整体一举被消灭了。只剩下一个旋律,一种调门:“党的领导”和“共产主义”。任何一个集体,小组,乃至一个个人,做任何事都必须请示党书记,党小组长或党员。每一个党的基层干部或党员,在非党人士面前都代表党,反对他们就是反对党,反对党中央。既然我们要在两三年里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我们还有什么个人的利益不能牺牲,个人的“私心杂念”不能抛弃呢?向左,向左,向左。除了牙刷之外一切归公……面对铺天盖地的一党强势,官僚机构强势,集体强势,大众强势,语言暴力和拳头强势。我,一个孤单渺小的个人,一个天性敏感,忧郁,孤独的青年学生,该如何应对?四十年后,我将这种感受和心情写进了《孤独的咒语》。

人们的生活方式或价值取向千差万别,归纳起来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生活方式或价值取向:在一种类型生活和价值取向下,人们认为自己作为个人,能主动的做一些事。他们喜欢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后果自己承担。这种人最看重自由和个人的主体性和主动性。这种人认为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首要责任,就是要把自己做成一块好器(胡适语),至少有能力自立,把握好自己。这种人爱学习,爱知识,相信知识就是力量。这种人相信事在人为,在个人的选择,自己能凭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把生活过好,而不需要出卖或牺牲个人的人格尊严去匍匐在他人与权力脚下。这种人也愿意在平等、诚信、理性、自愿、和契约的基础上与他人合作,或联合成自由人的团体或社会,以使自己和别人生活得更加安全、幸福和有尊严。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人,在中国较少,在西方较多。我个人倾向于这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所以我的朋友曾对我说:“你不是典型的中国人,你读外国书太多,受西方人的影响太大。”这或许是我在自己国家的环境下显得有点儿异类的原因。

在另一种类型的生活与价值取向下的人则相反。他们认为人是社会动物,人之所以比狮子老虎还要强大有力,就是因为他们结成社会。而社会必须有一个核心凝聚力,否则就会回到相互践踏和残害的原始野蛮状态。而这个核心凝聚力就是权力,或权威。一切人,一切事,一切行动,思想,计划,倡议,命令,指示必须来自权力中心或权威,全社会的人都必须绝对服从权力与权威。除了服从,听从命令以外,任何人无须思想,无须讨论(除非为了做做样子),无须操心,无须做任何事,更不容许有任何的怀疑和反对,否则就是颠覆社会,动摇民心,叛乱谋反。即使权力和权威做了错事,坏事,犯了罪,作了孽,甚至酿成灾难与浩劫,任何人也只能服从,拥护,不能说三道四。你只能等待权力和权威自己出来纠偏,“拨乱反正”。好事坏事都必须出自权力中心,绝不能旁出他处。在这种社会生态环境下的人们,不能说错一句话,不能多走一步路。久而久之,他们只剩下一种能力,那就服从命令听指挥。这种人最鄙视最仇恨的价值观就是自由,认为自由不但一无所用,而且为害甚烈。习惯这种生活方式和持有这样价值观的人,在西方较少,在中国很多。我天性讨厌这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大概是我人生悲剧的根源。我对于这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粗浅的认识,是在多年以后,经过读书思考,从苦难的经历中,逐渐悟出来的。

八十年代初在中国出现过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还有朦胧诗等,是中国文坛起死回生令人鼓舞的可喜现象,可惜时间很短,未及深化,就被诸如反异化说,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的潮流压下去了,代之以鬼神八卦小说,先锋派小说,恐怖影视,推理小说,颓废、奇幻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等等。与在其后时兴的这些文学流派相比,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直面人生,是对极权专制主义的怀疑,揭露,批判和反抗,其它文学流派虽不无可取之处,但它们大多逃避和绕开社会重大课题,令人失望。伤痕和反思文学富有激情和人道主义精神,曾使我受到感动和启蒙。我愿意把拙作看作是对中断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接续。一般认为,伤痕文学早已过时,成为过去的陈迹,我的所谓接续势必被讥讽为堂?吉诃德式的接续。我并不反对这种称谓——堂?吉诃德式的继承或堂?吉诃德精神。堂?吉诃德在中国普遍受到轻蔑与嘲讽,而我却对他抱有个人的崇敬。我宁愿象犹太人那样把吉诃德称为圣雄。我认为吉诃德身上就有一种真诚和不可摧毁性,他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吉诃德的精神永远也不会过时。

至于我的作品大致应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但不受旧的现实主义的条条框框束缚。如前所说,它是作者主体与个人视角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他是我在那个虚伪混乱年代的经历,困惑,思考,读书,解难等的记忆。它既是感觉,感性和情感的,也是理性,观念和思想的。我没有表达的机会,更谈不上发表的条件,我只能把它们梳理整合起来,用小说的遮蔽保存下来,以备将来之需。你可以把它叫做小说,也可以叫做私密散文,随笔,日志,随想,杂谈,耳语,路透社新闻,思考,内心独白,梦呓……它是我个人历史回忆的记录。

我不是作家,最多是个文学爱好者,从来没梦想过登上艺术殿堂,更没有想要写大部头的小说。我中学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工程师,后来因为体检查出是色盲而放弃。进外语学院头一年的梦想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做一个像苏格拉底那样有学问有智慧,受青年人欢迎的人物。反右运动粉碎了我一切梦想,使我掉进了孤独和思想苦闷的深渊。如果说那时候也有生活志向的话,那就是:“受苦和思考”(柏林斯基语)。后来在一个朋友的影响下,学会了“打着红旗反红旗”。说谎、作伪的生活与我的性格不符,我总觉得生活得像个罪犯。后来由于朋友告密,我被隔离审查和逮捕判刑。在这期间,我被迫交代反动思想言论,这使我突然感到好像有了表达的自由,我怀着一种意外的兴奋与狂喜,奋笔疾书,一口气写下十几万字的坦白交代,字字句句都是“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他们(专案组等人)想要制止都不行。他们说,仅凭这些交代已足够把我枪毙几百次,没有必要再写了。后来他们收去纸笔,不许我再写,我于是失去了坦白交代的权利。话扯远了。总之,我在写作中的最大困难是似乎就是,我在回忆那段人性灾难的时候,容易被写作控制,容易写长。有朋友问我:你的小说写了一百万字,写完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朋友问:为什么?我说:我还活着呀。只要我人不死,小说就不会写完。朋友说:哦,你是把小说当日记哟。

回头望一望我们这段“史无前例”和“举世瞩目”前后两个30年,历史上留下了太多太多的虚假和空白。对历史不负责任,就是对人民的现在和将来不负责,就是对中国人的生存和命运不负责任。忘记历史和篡改历史是严重的罪行,必将遭到历史的惩罚。在我们这个大悲大喜,艰难而充满希望与变数的时代,我们这些未亡人和幸存者,都有做历史见证人的责任,为历史记忆进一份力。拙作不管在艺术上有无价值,是否粗糙,都有或多或少唤回记忆,填补历史空白的作用。

熟知我的过去和现在的人认为我写得真实,说有我过去那样的生活才能写出这样的小说。或认为我写的“有激情,但可以理解。”有的看了我写的书稿,保持沉默,保持距离,怕受到牵连。文革并不是鬼使神差,从天而降。文革能动员那么多人,持续那么长时间,为害那么剧烈和深远,以致今天我们还没有走出它的阴影,如果它不在某种表象上貌似真理,或暗合传统与习俗,它是绝不可能到达这步田地的。文革的发生可以从历史上,文化传统上,国民性上,制度上,国际环境上找到答案,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打破禁区,真正获得言论自由和精神解放。至于说拙作靠什么吸引年轻的读者,我没有怎么想过这个问题。写小说是很孤独和个人的。从本质上讲,文学和市场与权力是走在歧路上的,文学把政治权力和财富权力只是看作怀疑、批判和颠覆的对象,而不是适应和顺从。不过我想,年轻人多是有理想有抱负,追求真理和富于正义感的,应该不会厌弃我这个诚实的不加虚饰和逃避的拙作。

以上的一大段文字,都是《孤独的咒语》作者子路2010-4-6在西安对记者的叙述。读了这样一篇文字,我既感到悲苦也有一丝欣喜,因为我把自己也归作异类,我的《谜一样的人生》又何尝不是“悲苦的独唱”和“异类的构象”。在我们经历的时代,造就了如此多的同样的异类,这样的异类是很难被容忍在这个世界上的,但却也有一些人坚毅地活下来了,活下来的人成为了历史的见证。据笔者现在认识的水平,我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也归入此类,莫言之所以没有受到右派、文革的冲击,只是因为他隐忍得更成功一点,所以也更幸运一点,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敢于在瑞典公开向记者表示:希望刘晓波早日获得自由。

谁敢这样说呢?现在莫言敢,因为他由于诺贝尔奖的恩赐似乎有了更大一点的话语权。

2013年4月7日星期日

附注:如果以上文字不符合主流媒体的要求,触犯了什么禁忌的话,请不要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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