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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2013-02-07 08:35:1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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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朱蓬蓬

     陈丹青发了一篇好文章:《当代海归的耻辱与责任》。这是一篇见解深刻的文章。为什么陈丹青的见解深刻呢?因为他本人是艺术家,作为定居纽约18年的正宗海归,他对海归群体的思索更是切中要害,发人深思。虽然类似的思索本土知识分子也有过,但远不如他说得好。海归知识分子历来是中国进步的重要力量,让人寄予厚望。这些年我们身边出现了太多的海归知识分子,但是陈丹青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让他失望,因为他们工具理性有余,价值理性不足。据知,陈丹青出国前的经历是:插队落户8年,1978年考上中央美院油画系研究生,两年后毕业留校,工作一年。这是一部分知青的典型经历。这些人日后分成两拨,一拨留在本土,另一拨出国。像陈丹青这样出国又回国定居的,就被统称为海归。

按照陈丹青的说法,他们这一代海归相比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以及五十年代留苏学生,有三个根本差异:

第一、他们主要是政府公派,我们则主要是自费出去的,特别是艺术类留学生,公费生极稀有;

第二、三十年代的海归,出国前真的是学生;而我们这一代,像陈逸飞、徐冰、谷文达、蔡国强等人,都在国内拿了学位,有知名的作品。至少从国内的标准来看,已经是艺术家了;

第三、前面两代留学生差不多都回国来做事,特别是清末民初第一代海归,回国后为中国各领域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到我们这一代,大批留学

生选择定居国外。

这些差异,是中国近百年来历史起伏变化产生的。中国现代史,大致是海归派与本土派既合作又冲突的历史。清末民初,海归派不只引进西方的

先进技术,更在文化、政治领域除旧布新。他们共同创建了共和,国父孙中山就是大海归。我看过一个数据,大概是北洋政府高官70%都是海归派。就文化的广义性而言,第一代海归派开创了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启动了国家的转型,兴建了现代大学和现代教育。我们与第一代海归的贡献无法相比。我们只是服务国家,谈不上创建。改革开放多年,政府先是终止了闭关锁国,开放留学,后是起用陆续回来的海归,当然主要是理工、科技、管理、贸易、金融、外交这类专业的海归。

陈丹青认为,现代化有三个层次:器物、制度、文化。所谓现代化,“文化”无疑是最本质、最深层的一环。当今国策基本学习西方,但器物、制度、文化这三个层面的彼此关系始终不平衡。器物层面,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50年的努力,一代代海归已经为国家达成了高度现代化:核武器、高科技、现代交通、现代资讯等等。毫无疑问,中国现在是最具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崛起的速度与姿态空前未有,举世罕见。但国家目前堵在制度层面,而全面实现现代化,文化关,即人的现代化是绕不过去的。今日的中国离民主思想、公民社会等还差得很远,由于“器物”层面的超速现代化,制度、文化的滞后日益凸显。 这是非常畸形的状况:中国有着最现代化的种种器物与设施,富国强兵的理想实现了,但是人民没有灵魂,知识分子缺乏主见,社会失去了选择与判断的能力,只有消费意识和工具人格。社会实现了高层次的温饱,但这不是现代化。

丹青教授所说:“人民没有灵魂,知识分子缺乏主见,社会失去了选择与判断的能力。”这话听来颇为刺耳。当然,问题是有,或者可以说不少,但“人民没有灵魂”之说,有那么严重吗?无论如何,人民、知识分子、社会,都是会觉醒的,而且正在迅速觉醒,党中央领导已经多次提出了“亡党亡国”的警告,并且国人大都已意识到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丹青教授还认为:由于制度滞后,以及普遍的急功近利和机会主义,人文艺术领域的海归派几乎没有影响,大部分非人文类专业的海归认同这种高级工具角色,并对现状非常满意,属于利益分享的群体。由于这类身份优越者的加入,当下畸形的文化现实更显得合理合法,文化跋涉的前景相当渺茫。 每想及此,我身为海归,感到羞耻。

毫无疑问,丹青是一个为国事而心情急迫的人士,实在难能可贵。在丹青看来,海外经历最可贵的财富不是所谓前沿专业知识,而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体现的一系列价值观。海归不应该仅仅带回各种专业知识或技能,现代价值观才能从深远处对中国发生影响。这种价值观,你不出国很难认识,很难成为自身的人格。新的价值观哪怕一时不能在中国奏效,先得在自己身上奏效,变成安身立命的一部分。 但我看不出海归派在整体上意识到这一点。反倒是本土的部分自由知识分子相当清醒。现在许多人都有短暂的出国经历,切身感受我们与外间深刻的冲突和反差,他们反而对国外的先进思想更敏感,并尽可能在改革现状中发出声音。我以为,清醒的本土人士比海归更值得尊重。胡适70年前就写文章说留学是国耻,到今天,这种状况有多大改变?国内现在的学费,以家庭收入计算是全世界最昂贵学费的三倍。但是我们不提供人格教育、历史教育、理想教育,这种教育不如五四时期,甚至不如旧式教育,旧式以儒学为主,伦理道德第一。留学的悲剧还在于精英外流,回来的又和本土国情发生种种价值冲突,这种冲突十之有九以妥协或失败告终。乐观地看,出国的人越多,海归也越多,量变到质变,或许会缓慢影响并推动制度和文化层面的转变吧。但这个过程十二分艰难,很难看清它的走向与结果。人会屈服于现实,但人还有感情。国外生涯会使你更爱国,并产生无比细腻的羞耻感。国内国外仍有太多差异,但海归者不应以自己的祖国为耻,而是在自身寻找羞耻感。“知耻近乎勇”可能是太高的要求,但容我说句重话:我在不少海归那里看见的是取利之勇,而不是羞耻之心。

对于陈丹青的论述,大部分笔者是赞同的,但是对于结论:“海归大都是取利之勇,而且不是羞耻之心。”批评的对,但这不是全部,甚至不是多数,笔者虽非海龟,却觉得这话可能说的太重了。

笔者之见,“取利”乃人类生存之必要,而且不仅必要,还需要有“勇”,如果没有勇,实际上人类就无法进步。如果有了羞耻之心,这人类,具体到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就非但不能进步,只能成为阻碍的中坚。当然,陈丹青真正想说的,是人文类知识份子。“譬如北京的艾未未,还有几位策展人 ”。其实,这是陈丹青的过激之言,因为他自己在国内,具体而言在清华,他不习惯不认同国内的作为。本来这是一件在方法上可以调整双方的思想认识之分歧的,但陈丹青拂袖而去,至少有点显示造成了积怨,而不是本来应该的结缘。

陈丹青甚至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确,甚至违背自己的意志说“清醒的本土人士比海归更值得尊重。胡适70年前就写文章说留学是国耻”。清醒的本土人士,当然值得尊重,但搬出胡适70年前的话说“留学是国耻”,这就牵强附会了。胡适是基于国家之落后顽固,不得不去西方学习而感到是国耻,此乃不得已而为之,由矫枉之心过切,以至于在言语中也“过正”了。陈丹青自己难道不也是这样吗?今天中国的成就,正是中国共产党并不认为是国耻而大量派遣留学生去国外学习所取得的,这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拿来主义”。

国内的教育和人文思想,确是有不少问题,但正因为有问题,就需要陈丹青这样有远见的、集中西知识之大成者来深化中国的改革。改革,当然会有阻力,对于这些阻力,陈丹青思想准备不足,因此难以容忍,其实,陈丹青教授应当理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改革一开始就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更何况顽固的习惯势力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破除的,如果丹青教授能宽容一点,耐心一点,一切问题就都能够迎刃而解了。

至于大量留滞海外的学子,涓涓爱国之心都是有的。2013年春节将至,正如费翔所唱的“故乡的云”:“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的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是祖国的召唤!

2013年2月6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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